《台湾当代文学事典》，古远清著,将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
朋友们希望我写一部《台湾文学史》，可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。犹记得七年前，当北京一家出版社社长约我写一本《台湾文学地图》时，我还有点犹豫，但盛情难却，只得依约完成了任务。当书稿配好插图出清样时
为了不辜负辞书社的美意，我决心将原来的书稿拆散重写，下决心用辞条的形式去考察台湾当代文学的产生、转化和演变，将漂移于不同历史文化场域过程中被遮蔽或变形的现象、事件挖掘出来，让其成为一部特殊形态的当代台湾文学史，以证明“重写”台湾当代文学史之必要和“重写”之可能。这不是出于自恋或狂妄，而是出于一种以更新的研究方法去开拓台湾文学研究新领域的愿望，也出于对自己学术生命的珍惜。可当我把这一计划告诉一位同行后，他不无醋意地说：“老古，你已经这样古老了，还在我们中间挤来挤去干什么！”我想，我有这么古这么老吗？反观这位学者，头顶上也蒙“不白之冤”，已接近“卖红薯”之年哩。学术研究本无所谓退休或不退休。于是，我忘记了自己的年龄和“老秘”内人一起上阵，加班加点在2010年春节的鞭炮声中将这部书稿杀青。
有朋友问：书中所写的“论争”和“事件”有何区分？答：“论争”一般局限在文学领域，“事件”则超越了文学意义而成了新闻话题，它带有公共性和时效性，有时还和政治紧密相关。又问：为什么不用《台湾当代文学辞典》的书名？答：台湾当代文学范围广大，下限无尽头，本书许多辞条属不久前发生的思潮、现象、事件，还未经历史沉淀，故辞条的释义无法做到经典化；又由于自己远未穷尽台湾文学的资讯和史料，且在写法上难于长短一致，故此书并非是严格意义上的“辞典”。
当这部工具书面世时，我不知道它是来得太快还是太慢。至少我觉得自1989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首部《台湾新文学辞典》后，大陆再过20年才出同类书，这不是多了而是少了，而且时间也晚了。台湾当代文学已走过60多年，其中跨越现、当代文学的作家绝大部分已作古。当我来到台湾大学图书馆发现刘心皇的《当代中国新文学大系・史料与索引》这类书20多年来就只出过这一本时，尤其是当我奔波于台湾南北两地寻找全套《蓝星宜兰版》空手而归时，当我向某些当事人求证余光中乡土文学论战期间向“国防部”检举陈映真一事“目击证人”不是住院就是记忆模糊时，我觉得自己写史的构想要是提前10年就好了。当然，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起步晚，这与当年闭锁有关。在改革开放前，有谁听说过琼瑶，听说过白先勇和吟诵过《乡愁》啊？就是有（其实谁也没有见过），多半是骂一声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文艺便扬长而去。大门打开了，彼岸的探亲船启动了，台湾文学也跟着登陆。大陆学者在研读之余出了多部《台湾文学史》及其分类史、专题史，而台湾那边，直到现在还未出版过一部严格意义上的《台湾文学史》。至于工具书，多年前就听说对岸有编撰《台湾文学辞典》的宏大计划，据说有关部门还拨了巨款，可“只听楼梯响，不见人下来”。我猜想此辞典出于多人之手，彼此步调不一致――只要有一个人迟交稿，就会影响书的出版。而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《台湾当代文学事典》，却由一人独立完成。孤家寡人写书的好处是观点前后统一、文风一致，缺陷是不能集思广益，且掌握的资料不像多人合作那样全面和丰富。这次编写“事典”，我深深感到“一只巴掌拍不响”。
编辞典，应以第一手资料为主，我是尽量这样做的。但必须坦言，我无法将所有台湾杂志过目，更不可能拥有书中写的全部作品，这就难免出现纰漏。孤军奋战的困难也正在于网罗所有作家作品之难，确定不是那么重要的书和那么有贡献的作家该不该上“事典”之难，还有不同版本校勘之难。然而这难那难，只要有恒心，就有可能化难为易，将辞书的谬误减少到最低限度。记得我1995年初次访台时，1930年代的老作家胡秋原曾和我说：“写作是一人麻将。”我现在才明白这句话的含义，原来一个人写书的乐趣正不亚于与人在方桌上摆长城。回想这一年多来，我未摆长城倒像挖矿工人一样沙里淘金：本来可歇笔了，又发现了新资料；本来可统稿了，可从澳门大学和香港大学访问归来后，又收到朋友从台北寄来重达数十公斤的新书，还有原先复印的许多新资料，又得重新补充、修订。总是写不完，总是没有定稿的时候，最后发现还差了一个《台湾当代文学大事年表（1945―2009）》，又奋战了数月，我由此也乐在其中，乐在新发现新修订的亢奋之中。
我深知，《台湾当代文学事典》只是一部小型工具书，不能无限膨胀，必须惜墨如金，因而将作家小传尽量缩短，而对新出现的文学现象、事件尤其是与大陆文坛相异之处，则尽可能加以记载。台湾本来不仅是文学大省，而且在文学的发展变化上，走着与祖国大陆不同的路，出现了许多有台湾特色的作品，填补了内地“鲁迅走在金光大道上”时代的空白，与此同时出现了不少大陆读者难以理解的现象。对于这样一个蕴含着丰富宝藏的台湾文坛，尽管两岸学者在深入挖矿，但总有遗珠之憾，像本书中所写台湾的《“大陆文学”》、台湾的《“日本文学”》、《查禁张道藩的歌词》、《张腔胡调》、《两报三台》、《朱氏“小说工厂”》、《文化汉奸得奖案》、《胡秋原回应〈红旗〉杂志之诽谤》、《周令飞飞台引发的鲁迅热》、《北钟南叶中李乔》、《后遗民写作》、《“泛绿文学阵营”》、《双陈大战》、《三陈会战》、《余光中向历史“自首”》……便是过去的台湾文学史书未写到或语焉不详的。把这些材料请到“事典”中，不是为了猎奇，也不光是为了增强可读性，而是通过还原历史真相，回到历史现场与昨日对话，以增加此书的历史厚度和学术价值。我力图将史料与史识相结合，可读性与学术性相联结。文字精简诚然必要，但要确保内容的丰富与多姿，尤其是辞条的新颖和科学，释义的完整和准确，以及例证的充分和典型。
一位老友听说我还应一家出版社之约写台港文学教程，另有澳门文学编年史等着完稿，怕我太劳累，便劝我去出国旅行，在欣赏良辰美景中吟诵徐志摩的佳句：
你再不用想什么了，你再没有什么可想的了。
你再不用开口了，你再没有什么话可说的了。
我听了后一笑置之。我不是又古又老的植物人，每天还骑自行车奔走于书店与菜场之间，自信思维还像青年时一样活跃。
鉴于地图上台湾的形状就像红薯，人们常常用红薯或蕃薯作为台湾的代称，因而我这些研究台湾文学的书稿也可以说是“红薯”：它正等着烧烤等着出炉等着上市等着叫卖。生产正忙的我不可能“没有什么话可说”，我想说，愿闻两岸同行的指教和读者的批评，以便有机会再版时让这颗新“红薯”烧烤得更香甜更诱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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